张世英忆西南联大二三事(二)

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0-08-19 09:03:49

今天聚珍君为读者朋友带来的是张世英先生版的《无问西东》。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,因为有了严谨的gentleman陈岱孙、多面性格的吴宓、雍容大度的汤用彤、博古通今的冯友兰、出中入西的贺麟、游刃数理的金岳霖等名家,一大批学术青年在自由之风盛行的西南联大迅速成长起来。



陈岱孙先生的严谨


我入西南联大一年级时,念的是经济系,但我对本专业课程,什么“簿记”、“统计学”,都不感兴趣,只有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讲授的“经济学概论”,对我确有吸引力。我原以为经济学讲的是经世济民之道,不料尽是些“生意经”,经济系念完一个学期之后,我就萌生了转系的念头,但陈岱孙先生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。他讲课从不念讲稿,却如同朗诵一篇已经写好的文章一样,干净利索,没有半句费话,段落分明,有节奏,内容又极为丰实。他经常用英语念的一个经济学常用术语“marginal utility”,其有意拖长的声音,至今犹在我耳边。

他不但讲课好,而且办事认真、严谨,特别守时间。昆明市每到正午12点,鸣炮报时,陈先生的课正好是12点下课,陈先生一听到炮声,便左手伸前看表,说一声“下课”,正好他的讲课内容也告结束,不留尾巴。他的系主任办公时间是早八时到八时半,我们同学找他签字,早去一分钟,他的办公室门紧闭,一到正八点,他从门侧走出来开锁,办公用品都是前天晚上准备好了的,办起事来极快。过了八点半,如果想请他签字,他便用大拇指指向背后,眼看手表,不言不语,意思是要我们看他背后的钟:办公时间已过。他的手表和背后的时钟似乎也是经他校准过的。陈先生的风格对我们这个只讲“差不多”的民族传统(胡适曾有题为“差不多先生”的短文,讽刺我们这个民族的国民性的缺点)来说,是一个讽刺,也是一位良师。我们经济系的同学都很敬重陈先生,大家谈论到他刚20岁出头就拿了美国的博士,得过“Golden key”(联大学生平日交谈中往往爱带一句半句英文),不胜敬羡之情。

陈先生个儿修长,眉目清秀,衣冠楚楚,谈吐简洁,又不苟言笑,我们同学都称他为“gentleman”。同学中盛传,陈先生是女同学寻找对象的标准。最初,我还不太相信,有一次泡茶馆,男女同学七八个围坐一桌,陈先生路过茶馆门前,一个女同学盯着陈先生,旁边一位女同学就对她开玩笑:“怎么哪,着迷了吧!”我们经济系的同学都知道陈先生是单身汉,却无半点绯闻,不像吴宓教授,也是单身,长得像个“炮弹”,却绯闻不少。据传,陈先生与另一位名教授是情敌,又是经常来往的朋友,有点像金岳霖与梁思成的关系。


吴宓先生给我的启示

在西南联大念书期间,有一天,上课铃声正响,我赶着要去上我本系的一门什么课,途经一个大教室,见窗外站满了人,便也挤上前去探头看窗里,原来是吴宓教授正在上“英诗”课。一看黑板,满满地都是One(“一”)和Many(“多”)两个大字,一个大One在最上端,两旁包括一个小one和一个小many,然后在小one和小Many下面又分别写上更小的one和many,如此类推,层层叠叠,一直叠到黑板最下端,便是许多省略号,有点像魔术,顿时吸引我足足站了50分钟,本系的课自然也就放弃了。吴先生的“英诗”课是一个学期,我旁听了几乎大半个学期。联大所有讲课的老师在开课之前都要先公布参考书单,我原以为“英诗”是英语系的课程,吴先生又是研究西洋文学史的教授,参考书一定全是英文,没想到他的参考书单很长,而且似乎大部分都是中国古典文学,什么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都有,我心想,这些中国经典的书名我也很熟,就想听听吴先生是怎么讲的。他讲的内容,给我印象最深的是:多离不开一,一也离不开多。

吴先生在课堂上不时讲到翻译问题,主张翻译要以“信达雅”为目标,直译、死翻不足道。当时联大同学每到周六,多爱到市区的南屏电影院看美国电影,什么“长相思”、“鸳梦重温”、“翠堤春晓”、“蝴蝶梦”等影片,都是联大同学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。据传,这些电影的片名大多是吴宓的译作。同学们议论起来,无不称赞这些译名之典雅,但实际上皆非从原文死译而来。例如“长相思”的英文原文是old maid,直译应是“老处女”,显然不够典雅,意译成“长相思”,而在括号内注明原文“老处女”,这就既典雅又不失原意。我从联大毕业以后,还经常在人前称道吴先生的这些影片译名,无不点头赞许,不料几年以前,一位大学宣传部长、中文系教师却提出了异议。他说:“要是现在呀,就直译成‘老处女’,赤裸裸的,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。”我不禁感慨系之。

吴先生为人耿直,不拘小节,爱顶撞人。我和经济系一位好友在图书馆前见到吴先生,想请他为我们私人教英文,给他报酬。在联大,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,莎士比亚的《哈姆雷特》,我就是这样学习的。然而吴先生却不等我们把话说完,就劈头一句:“我是岂能靠钱买得的?我再穷也不会……”我们原来是一番好意,觉得抗战时期,教授们也都生活艰苦,我们自己在外兼差,赚了点钱,也算给老师一点补助。当时年轻,做事太冒失,可我们对他更增加了一分敬畏之心。同学中盛传吴先生在昆明大街上看到一家饭馆,招牌名曰“潇湘馆”,吴先生勃然大怒:“潇湘馆只能是林妹妹住的地方,岂能如此这般!”与他这种放荡不羁相对照的是吴先生备课之认真,这也广为英语系同学所传诵。听说,他每次讲课前一夜,都要写出详细的讲授提纲,哪些先讲,哪些后讲,哪些多讲,哪些少讲,他都要仔细斟酌,即使熟悉的引文也要核对再三。临到讲课的那天清晨,他还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,默想一遍当天讲课的内容。他的讲课效果很好。我亲身看到,他讲课不看讲稿,偶尔瞟一眼,马上又面对学生,即便是引文,他也背得很熟,极少拿起书本照念。上课之准时,可与经济系的陈岱孙教授媲美,他更多地是提前进课堂。同学们说,守时间、严谨,这是清华的作风,吴与陈都是清华的教授。

吴先生是一个具有多面性格的人:为人不拘小节,教学却严谨认真;讲西洋文学史,却重中国经典;爱《红楼》,却崇奉孔子。据说,他是一个思想保守之人,凡胡适提倡的,他都不苟同,反对白话文是其一例。可以说,吴先生本人就是一个“一中有多,多中有一”之人。

像吴先生这样的人,在西南联大不乏其例。西南联大很赞赏这样的人,这也许是西南联大自由之风的一个标志。西南联大这个学校也是一座“一中有多,多中有一”的学府。政治思想方面:进步的,保守的,中间的、左中右都有,各得其所。学术派别和学术观点方面,仅以哲学系为例,有信奉陆王心学的贺麟,也有信奉程朱理学的冯友兰,有信奉大陆理性主义和佛学的汤用彤,也有维也纳学派的洪谦。风格方面:汤用彤,雍容大度,成竹在胸;冯友兰,博古通今,意在天下;冯文潜,精雕细刻,入木三分;贺麟,出中入西,儒家本色;金岳霖,游刃数理,逍遥方外。总之,名家荟萃,各有千秋。西南联大是百花园,学子在这里可以任意采摘;西南联大是万神庙,学子在这里可以倾心跪拜。我和我的联大同学们就是在这样自由的学术雨露中成长起来的。


西南联大旁听蔚然成风

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,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,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,也经常有之。我亲身经历的是,闻一多与沈有鼎,一属中文系,一属哲学系,两人同开“易经”课,这种冷门课,选课的人不多,旁听的人却不少,我是其中之一。闻一多的“易经”课上常见沈有鼎旁听,沈有鼎的“易经”课,也常见闻一多旁听。课后两人并肩而谈,有时似乎在争论。

据说,沈有鼎是最爱旁听的大逻辑学家,几乎旁听了文学院大多数教授的课。奇怪的是,我念大学四年级时,选修了理学院的微积分课,有一次竟也见到沈有鼎去旁听。我问他:“沈先生,你怎么也对微积分感兴趣呀?”他回答:“这和数理逻辑的关系太大了。”原来沈先生是数理逻辑大家呵!旁听已成为沈先生的癖好,这一点,我有亲身的见证:有一次,我在青云街一家饭馆吃饭,见沈先生在和饭店老板吵架,我一打听,原来是因为沈先生叫了一盘肉包子,用手指按了几下,不吃,也不付钱,就走人,包子上还留下沈先生的黑手印。老板见沈先生穿的又破又脏,就随手抓住他不放。我上前对老板说:他是我们联大的教授,很著名的专家。老板这才饶了他。我追出店门问沈先生是怎么回事。他匆匆忙忙回答说:“我突然想起来要去旁听某某先生的一门课!”他说的什么先生,我当时就没有听清楚。

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,意味着开阔视野,意味着学术对话。我在联大几年期间,共旁听了四五种课程。从旁听中学到的东西似乎更牢固、更多启发性。也许因为那完全是个人兴之所至,无任何强制之意的原故。与此相反的是,当时由于国民党教育部的规定,西南联大和其它大学一样设有政治课性质的“公民”之类的课程,不但绝无一人旁听,而且听者也只是出于必修而求得混个学分而已。被逼而修,有何学术自由之可言!


西南联大的图书馆——茶馆

抗日战争期间,从沦陷区迁往后方的学校,校舍都很简陋,西南联大,其尤甚者,二三十人住在一间狭长的人字形草房里,房顶是茅草,四壁是土砖,三五个熟识的同学自由组合成一个一个的小组(我们口头上爱说group),把一间本来就空间很小的房间分隔成四五个小组,每一个小组就是由两三个上下床围成的一个“小天地”,各个小组之间的人大多彼此不相往来,我与隔壁小组的一位同学只一床蚊帐之隔,相聚一年,彼此没有交谈过。每个小组一张书桌,书桌往往成了上铺的踏脚板,我们很难坐在桌旁念书,而图书馆又小,同学绝大部分是把茶馆当做自修室。早晨一起床,吃过早饭,就夹着书本到校旁的云林街“泡茶馆”,一杯茶从早晨八九点“泡”到十二点,然后回食堂吃午饭,午饭后又去“泡”,一天“泡”三次,也就只给三次的钱,茶老板并不因为你“泡”的时间长就多收费。

文林街一条街几乎全都是茶馆,街上行人,熙熙攘攘,大多是联大同学,茶馆里高朋满座,也一样大多是联大同学,各种喧嚣声、议论声都有。一会儿从打桥牌的座位上冒出来什么“just make”,“他妈的”;一会儿从闲坐聊天的座位上冒出来什么“四大家族……”,“孔祥熙,飞机运洋狗!”“朱家骅,什么玩意儿!”。五花八门,应有尽有。茶馆的墙壁上还挂上几个大字:“闲谈莫论国事”。茶馆还是恋爱的场所,许多姻缘都是在茶馆里结下的。我转入哲学系后念的第一本原著是巴克莱的《人类知识原理》,全是在茶馆里念的。我念巴克莱的书入了迷。巴克莱的那本书,千言万语,集中在一句话:“存在就是被感知。”任何东西,你不感觉它,它就不存在,例如桌子就不过是一堆看起来是黄色、方形、摸起来是凉凉的、硬硬的感觉,除此以外,它就什么也不是,哪还有什么独立于人的感觉之外的桌子?我念到这里,觉得“很好玩”,“很有意思”,巴克莱把我引入了一个非常人所能想象到的世界。我对茶馆里的各种喧嚣声、议论声置若罔闻,也似乎是,既然我不去感觉它们,它们也就都不存在了。原来念经济系时的一位同系同学陈才昌问我:“哲学是讲什么的?”我回答说:“哲学就是把桌子化解为无,我们平常人太现实了,你还在念经济系!什么银行,货币,说穿了都是无,一堆感觉,你不感觉它,银行、货币也就没有了,只有学了哲学才能使人真正高超起来。”陈才昌回答我:“学这些有什么用呀?难怪哲学系尽出疯子,你可别学疯了。”我心想:你要把茶馆变成图书馆,也得奉行巴克莱的哲学,否则,茶馆里的喧嚣声吵死你了,你还学得进去吗?


文章节选自中华书局版《张世英回忆录》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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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世英 著

32.00元

中华书局  2013年11月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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