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怎样做父亲﹒傅雷篇

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0-05-22 16:44:35

写在前面的话:

当了家长的人有一个治不好的毛病,就是看什么都能想到自家的孩子。


读鲁迅先生小说,读着读着就走了神,想起他写过一篇《我们怎样做父亲》;读傅雷先生的《傅雷谈艺录》,一看目录就直接翻到《傅聪的成长》;更令人发指的是到国家图书馆参观,看到梁启超先生的办公桌我想起的竟然是:“他的几个孩子真是出色啊!”


出色的家长和出色的孩子那么多,到底是教育起到的作用大,还是基因起到的作用大呢?我决定,索性就认真地翻一翻书,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养出好孩子的秘诀。

傅雷与夫人朱梅馥


傅雷是一个好父亲吗?我不敢说。

 

然而我们为人父母的谁又敢说自己是好父母呢?育儿书读得越多越不知道该怎样教育孩子。管得太多太过疾言厉色怕伤了孩子的心,将来自己成为“父母皆祸害”小组上血淋淋的反面典型(这个曾经拥有9万多成员的豆瓣小组因为太过出名已经被和谐掉了);太过顺着孩子的意又怕他无法无天、好吃懒做,成为穷人家孩子富养的样板。不让他上兴趣班怕扼杀了孩子的求知欲,耽误了所谓语言、图像、动作的敏感期;学习的东西太多,又怕让他失去了快乐的童年,长大后变本加厉地放纵或者觉得人生没有乐趣。

 

直到我看到了《傅雷家书》,并因此找了他的传记来读,我才算是对教育孩子这件事有些释然了——在教好孩子之前还是先教好自己——孩子自有他的路要走。


傅雷是一个好父亲吗?大概是吧。

 

他是家庭生活中不缺位的父亲。两个儿子的教育,尤其是长子傅聪的教育,傅雷花了极大的心血,可以说没有傅雷的指引和教导,就没有驰誉国际的“钢琴诗人”傅聪。

 

1957年,《新观察》邀请傅雷谈谈傅聪的成长,他提到了对教育的三个基本观念:“第一,把人格教育看做主要,把知识与技术的传授看做次要……第二,把艺术教育只当做全面教育的一部分……第三,即以音乐教育而轮,也绝不能仅仅培养音乐一门,正如学画的不能单独注意绘画,学雕塑学戏剧的,不能只注意雕塑与戏剧一样,需要以全面的文学艺术修养为基础。”

 

傅雷本人的学识和交际圈使得他既能有如此清晰的教育理念,也能将之贯彻落实到教育的实践中去。

 

傅雷回忆,“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,站在小凳上,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,就爱听古典音乐。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,不论是声乐还是器乐,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,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,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。……我是存了这种心,才在他七岁半,进小学四年级的秋天,让他开始学钢琴的。”傅聪学琴的启蒙老师是数学家雷垣。九岁时,傅雷的好友、男中音歌唱家林俊卿将他介绍给前上海交响乐队创办人、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。

 

尽管傅聪有很好的音乐天赋,学琴的速度很快,但是到他十四岁为止,父亲让他花在文史和别的学科上的时间比学琴更多。英语、数学另外请了老师教,本国语文则由傅雷自己教,“从孔、孟、先秦诸子、国策、左传、晏子春秋、史记、汉书、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,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学气息、兼有趣味性的故事、寓言、史实为主,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的散文为辅。用意是要把语文知识、道德观念和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。”

 

1954年,傅聪出国后,傅雷与夫人朱梅馥以书信的形式与他谈论生活、文学、绘画和音乐,这些充满着家庭之爱的书信被选编起来,以《傅雷家书》之名出版,成为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。1961年傅聪在来信中屡屡提及对艺术中希腊精神感兴趣,傅雷特意手抄他已经翻译完却不知何时出版的一章约5万字给傅聪,朱梅馥在给傅聪的信中说道:“他知道你对希腊精神的向往……最近竟重理旧稿,把其中讲希腊的一个chapter(章),约五万字,每天抽出一部分时间抄录,预备寄你。爸爸虽是腰酸背痛,眼花泪流(多写了还要头痛),但是为了你,他什么都不顾了。……他这样坏的身体,对你的devotion(爱护),对你的关怀,我看了也感动。”

 

在《傅雷家书》中,我读到的是一位舐犊情深的父亲,以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阅历为儿子的成长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。这些书信如同一条纽带,将孤身在海外的傅聪与父母、祖国始终联系在一起,使他有勇气和力量战胜各种各样的困难,走好自己的艺术道路和人生道路。

傅雷与傅聪


傅雷是一个好父亲吗?大概不是。

 

在今天的教育理念下,他的许多做法是难以被家长们接受的。他自己在写给傅聪的信中也说:“自问一生对朋友对社会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的事,就是在家里,对你和你妈妈做了不少有亏良心的事”。次子傅敏在此句下面注写说,“父亲教子极严,有时近乎不近人情,母亲也因此往往精神上受折磨”。

 

傅雷是一个暴烈的父亲。傅聪5岁时在客厅写字,父亲在吃花生,不知何事就火了,“顺手抡过来蚊香盘,击中鼻梁,顿时血流如注。而傅敏对于父亲抛出的一个个文学问题“一旦接不上,父亲就会怒斥‘滚出去’,过会儿再唤进屋。”

 

即便是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,傅雷对两个幼年孩子的严苛也颇让他的朋友们不以为然。抗战末期常与钱锺书一起去傅雷家夜谈的杨绛在《忆傅雷》中回忆他是“含笑的”,只是那笑脸只许朋友看,绝不许孩子看,“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”。楼适夷《傅雷家书》的序言中回忆傅雷管束孩子:“很少看到他同孩子们嬉戏逗乐,也不见他对孩子的调皮淘气行为表示过欣赏。孩子在父亲面前,总是小心翼翼,不敢有所任性,只有当父亲出门的时候,才敢大声笑闹,恣情玩乐。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、怎样行动、做什么、吃什么,不能有所逾越。”楼适夷有一次带傅聪到豫园玩,给他买了支儿童金笔,结果一回家就被父亲没收,说小孩不该用那样好的笔,傅聪伤心地哭了一场。

 

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有反抗,这话在家庭关系中也同样适用。少年傅聪与父亲冲突频发,以致傅雷去香港时,只带走傅敏,将傅聪托给朋友照管。1953年,傅聪与傅雷更是因为激烈争执贝多芬的《第十小提琴奏鸣曲》和《“克勒策”奏鸣曲》哪个更重要而离家出走,一个月后才被接回。

 

傅雷对孩子的暴烈和严苛一部分是性格使然,一部分是传统中国家庭中绝对父权的时代烙印,所幸的是傅雷是个懂得自省的人,他后来在写给傅聪的信中说:“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。孩子,我虐待了你,永远对不起你,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。”

朱馥梅与傅聪、傅敏


傅雷是一个好父亲吗?我不敢说。一方面,他对孩子的教育堪称呕心沥血,在家书中对傅聪的爱和关怀渗透纸背;另一方面,他的情绪化、暴躁和刚烈又相当地令人畏怖,甚至连他的老友们都对他严苛教子颇有微辞。幸而他懂得自省,懂得道歉,这种自省的精神,使得傅雷与孩子们沟通的渠道始终是畅通的,父子间的争吵无论再怎样激烈,孩子的心门始终是对父亲打开的。


身为父亲的傅雷也是人,也有性格上的缺陷,也有与孩子意见相左的时候,但他从来没有在人格上碾压过孩子,没有展现过那种“我是你爹,我说对就是对,错也是对”的颟顸粗鲁、横蛮无理。


傅雷与一般父权家庭的家长最大的区别不在于他的学养,正在于他可贵的自省,这种自省闪耀着智慧与人性的光芒,也为他的孩子们照亮了一方天地;这种自省也正应了他教育孩子的一个基本原则——“做人第一,其次才是做艺术家,再其次才是做音乐家,最后才是做钢琴家。”



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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